说到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自然与它没有传承关系。

黄先生认为这样一来就把儒教限制在了对神性形而上者的信仰上了，不仅遗忘了儒家历史上固有的对理性形而上者的信仰，而且遗忘了更加本源的情教。[58] 林先生认为从内圣─外王到外王─内圣是一种结构性转换，笔者以为这尚需仔细推敲。

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第68页。中国正义论其实是生活儒学思想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隶属于生活儒学之内的一个观念层级。相应地，内圣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是关乎形而上者的言说，外王学作为一种形而下学是关乎形而下者的言说，二者都渊源于生活本身。于是乎，按照这个逻辑，赞成儒家的人就必须赞成在今天仍然实行三纲五常，反对儒家的则坚决反对儒学的复兴。这种本源情境就是：在生活中。

故而，生活儒学对于儒学的重建工作，首先是发现和揭明生活本源，在此基础上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内圣论）和形而下学（外王学）。总体言之，生活儒学和后新儒学在思想发生上具有共通性，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儒学表达。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是一个极其繁复的过程，从今天的视野来看，这一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意向是，一旦我们富强了，就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了。杨老师早年即受恩师们引领投身到西方哲学的研究之中，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还在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作导引，可以说，杨老师深得西学之三昧。杨老师虽然是依着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而入思，但他恰逢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时刻，因缘际会，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中，在昆明，有一所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设施简陋，却汇集了现代中国思想界最著名、最独创、最有睿智的一群学贯中西的巨子，今天，他们的大名早已名垂青史，如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等，杨老师何其有幸，亲受教泽，顿开胸襟，真不枉杨老师毅然决然地放弃已先行进入的华西大学而千里奔昆明再入西南联合大学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末代大学生。杨老师这是在为未来的中国人或现代中国人树立起一个人格啊。

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师承时这样说过，是老作家王道乾和穆旦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创作准备了纯正的汉语，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杨老师的学术研究可以看成是在追求真理，而他在重大事件关头，不顾风险，是可以看成是他践履自由的表现。

或可告慰杨老师的是，我虽然未在学术的正道上，但也没有完全偏离正道，而且杨老师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如前所说，从显的方面看，杨老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对待西方哲学的问题，但从隐的方面看，杨老师实际上期许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国几代学人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天庭之火，最终还是要照亮自己，这是中国人之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杨老师看来，所谓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就是一种无功利的求知活动，它是人类一切知识中最高级的知识，人们追求它不是因为它有用，可以当作达到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杨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杨老师留下了他的高大形象，留下了他沤心沥血的著作，留下了他光辉的译著。四、至高的理想：追求真理，践履自由 在杨老师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漫长的研究中，他最后得出了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是最为根本的两种精神，而且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这可以看成是杨老师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最富创见的观点与主张，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用世的色彩，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对此事杨老师应该终生难忘记。※     ※    ※    ※     ※    ※    ※   ※ 去年的22号上午九时许，杨老师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学生、朋友，离开了他所深爱的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而这种体认又其来有自。我今天对杨老师的这段话感悟极深：我在繁重的第一线教学之余，仍然坚持翻译和学术研究，大踏步地走在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科研、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

晚清以来，在有识之士中所形成了一个基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认真对待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学术，就象当年佛教进入中国的情景一样，今天的中国只有在充分吸收、融化西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作为后学，我们完全可以从《回眸》一书中窥见杨老师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

因为这两种精神，在杨老师看来，它不应该只属于西方，它也应该属于中国，因此这两大精神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应该是普世的。） 在杨老师去世的这一年里，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杨老师可有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 幸好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他为学为人之漫长途程的鸿篇巨制《回眸》一书，我认为这是堪比钱穆《师友杂忆》、冯友兰《三松堂序》的朝花夕拾之作。

）我似乎从这段话里读到了杨老师终其一生为学为人的隐匿的秘密。我注意到，杨老师在《回眸》的后记中简略地写道：在小操场大会的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力排众议，坚持真理，主张古希腊没有所谓的奴隶哲学。庆幸的是，象邓安庆师兄、曾晓平师兄一直走在学术的正道上。杨老师这种对文本的重视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用最后的生命写出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一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必将对我们原原本本理解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杨老师这段话本是在谈论贺先生对康德与黑格尔的研究，但杨老师话锋一转，突然涉及到一个抽象的论题，即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我意识到，这个用问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支配了杨老师一生的哲学研究，而我们今天的中国学人依然还处在这个问题的支配之中，因为我们与杨老师一样，我们依然处在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大格局之中，作为杨门学人，我们必须象杨老师那样，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我们的回答。十多年前，我曾经在《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这样一个讲演题目中，试图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位有所认知。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29。我在师兄舒远招教授的文章《哲思：宁静的幸福——读杨祖陶老师译事回眸有感》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杨老师的许多论文，我过去也读过，但是说真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同样的文字，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主要有王阳明的《近思录》，慧能的《六祖坛经》，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杂志上关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文章和陈铨先生的书《从叔本华到尼采》，不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现在，我意识到，杨老师给人们的这一形象当然有其道理，事实上，许多朋友就是这样来刻画杨老师的，然而杨老师的这一形象不过是一表象，杨老师其实还有另一更加丰满的形象。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78。读杨老师对这两大精神的众多论述文字，我能感觉到在杨老师平静的外表之下，是内心熔浆般火热的激情。

）我由此领悟到，凡称得上大师级学人必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常常发生在少年时代）有其极限的心理体验，我称之为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并在《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一文中对此加以了探讨，且指出当代学人如李泽厚、邓正来等人也有其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所以他们也能取得了不起的学术成就，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屈指可数的人物。几年来逐渐接触和读了一些倾向各异的书籍。） 杨老师的这段叙述似乎显得相当平和，更没有用巨雷轰顶 全心震撼这样极具视觉效应的语词来表达少年时代的心理体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时，少年的杨老师通过阅读，通过对时代的感悟，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探索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使少年的杨老师放弃了当时人们追求时尚的经济学，而决意走向深刻的哲学思考。我时常遐思，当年杨老师根据自己的治学原则与学术化立场构思这两大精神时，一定是豪情满怀的。

）杨老师从学术化的立场评判我国德国古典哲学乃到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不能不说都还处在起始的或初始的阶段。）又在汤用彤先生的文章《西学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中说：五十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

以前，杨老师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纯然学者的形象，他似乎只关心康德、黑格尔在讲什么以有怎么讲的，他的工作不过是原原本本或原汁原味地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九州出版社，2011，页33——34。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用彤先生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所作的评估，依然处在初来、表面而不深入的状态或阶段。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对世事万物都看着唯一意志的体现和由此而来的对世事和人生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推论，更使我激动，令我陶醉，发我深思。

）远招兄极好地表达了我今天的想法，我也会这么去做，如此，我也可以算是在学术的正道上行吧？。这可能与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态度有关。杨老师这是在自觉地追求真理，践履自由。每篇论文都是在开辟一个新领域，永远从第一手资料做起，永远在对大量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殚精竭虑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实质性规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不是随意发挥或因袭成见之作。

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真正建立之时，必是中国现代学术有能力独立于这三大权力之日。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而制到严复出于富强的目的学习西方，无不带有一种很大的急功近利的性质。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修订版前言，人民出版社，页1。虽然它是那么的短促，但也是无限美好的。

我当时就试图以此题来谈谈杨老师所开辟并走的一条学术的正道，而我自己却在一条学术的斜道上行。历史将证明，这些所谓学人虽然一时得宠，名利兼收，但是终将会如无根之落叶，很快就会飘零，消失得无影无踪。